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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间地头也可完成仲裁(转载)

发布时间:2017-09-27

  转自:法治周末


  《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对接规则》生效


  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在操作上不由任何已设立的仲裁机构进行正规管理,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对某个仲裁案自行创设自己的仲裁程序,仲裁员人数、仲裁规则、交换材料、答辩时间、审理地点等都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一种更为节约时间成本和司法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有了落地指引。


  在9月19日由广州仲裁委主办的第七届大中华仲裁论坛上,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制定的《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对接规则》(以下简称《临时仲裁规则》)通过并生效,明确平等主体之间合同或非合同财产纠纷可以约定采用临时仲裁。


  “临时仲裁无需挂靠任何常设仲裁机构,仲裁庭由当事人启动,案件结束后,仲裁庭就解散了。”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发起人陈忠谦博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在操作上不由任何已设立的仲裁机构进行正规管理,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对某个仲裁案自行创设自己的仲裁程序,仲裁员人数、仲裁规则、交换材料、答辩时间、审理地点等都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它对于标的较小、但结案时间要求非常快且十分紧迫的案件有重要意义。


  “就是在田间地头,以后也可以完成仲裁。”陈忠谦补充说。


  曾被“遗忘”的形式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允许法院承认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企业之间符合“内地特定地点、特定规则、特定人员”标准的仲裁协议。


  该内容在民商事仲裁领域被普遍认为是国家首次为机构仲裁之外的临时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意味着当事人将没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在国内提交仲裁成为可能。


  “尽管《意见》已经为临时仲裁有限松绑,但由于长期以来相关法律规则及实践在国内的缺失,临时仲裁在国内缺乏可操作性,由此导致当事人不知、不能或者不敢选择临时仲裁。”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注意到,从法理学角度,仲裁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而按照我国仲裁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包括“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也就将临时仲裁排除出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当事人只能在涉外案件中通过将仲裁地安排在境外,才能获得有效执行临时仲裁裁决的结果。”陈忠谦指出,作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我国在公约中承诺不区分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一体承认和执行,而又在国内法中要求仲裁提交选定的仲裁机构,导致国内和国外的临时仲裁受到差别待遇。


  而对于临时仲裁是否适合中国,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临时仲裁模式,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论坛上,与会嘉宾达成的共识是:“在我国商事主体缺乏临时仲裁机构经验而机构仲裁日趋成熟,在加上临时仲裁尚未全面放开的情况下,由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对接,是解决现阶段临时仲裁运行的最佳选择。”


  与机构仲裁无缝对接


  “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仲裁机构是可以介入到临时仲裁当中的。”王小莉举例说,在临时仲裁中,仅仅约定仲裁地点,余下仲裁程序、仲裁庭组成等则根据仲裁地法律处理,以约定“在香港仲裁”而未再约定仲裁庭组成人员为例,这类型的仲裁条款适用《香港仲裁条例》规定,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行使指定仲裁员的权限。


  按照《临时仲裁规则》,在临时仲裁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当事人或仲裁庭可以根据争议解决的需要,向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申请,选择与机构仲裁进行程序或裁决文书的对接。


  陈忠谦透露,为了实现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有效对接,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为100多家仲裁机构提供对接服务。


  “通过联盟提供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对接服务,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最大限度满足当事人的需求。”陈忠谦说。


  实践中,由当事人共同约定并选择裁判者,由裁判者对争议作出判断这种“准临时仲裁”的争议解决方式是存在的,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这类做法缺乏监督与执行的保障,导致虚假仲裁等一系列不规范的做法。


  “没了仲裁机构的监管,临时仲裁也将面临如何解决好虚假仲裁这一痛点,以防止仲裁结果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陈忠谦表示,在《临时仲裁规则》中,强调了将从仲裁程序线上备份、利用时间戳、区块链技术、电子合同、电子证据第三方存管等互联网仲裁技术手段来助力解决临时仲裁真实性的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同、投资待遇的差别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一带一路”经济交往中存在法律风险,而当事人在仲裁中可以约定管理仲裁事务的机构、合适的仲裁员、合同准据法、仲裁规则、仲裁地及审理地点、仲裁程序进行的语言。因此,仲裁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解决商事纠纷的最佳机制。


  记者了解到,2011年,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联合香港、澳门仲裁机构共同设立南沙国际仲裁中心,适用开放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并创新地设置了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三种庭审模式供当事人选择,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法律体系不同而产生的多元需求。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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